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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甸转山包:“冰花”们的求学与谋生之

发布时间:>2018-01-23 来源:钟声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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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11岁的张兴珍(右)是王福满的同校同学,她的家在梨柴林村,离学校最远。冬天上学,同村的孩子们结伴而行,中途渴了,就喝一点山坡土坑中积蓄的雪水。

  王福满“红”了。全国人民都记住了他满头冰霜的照片,记住了他“冰花”男孩的别名。但人们也许不知道,王福满和他的同龄人为了上学,顶风冒雪走过多少次山路,才换来如此短暂的一瞥。

  上学的路其实不是最难走的,山村孩子面对的难题,是在求知与生活的夹缝中,寻找人生的未来。

  

冬天,转山包小学的孩子们手上大多都有冻伤 图片均由都市时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杰

王福满步行上学,每天都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

顾正玲,11岁,小学五年级。她的嘴唇被冻伤了

  1月20日,北京。

  天刚亮,王福满一家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。看升旗的人很多,人群中的王福满担心看不到,父亲王刚奎将孩子扛在了肩头。对于这对不善言辞的父子来说,这是他们少有的亲密。

  1月8日,正值鲁甸转山包小学举行期末考,王福满在零下9度的低温下赶路,到学校后,老师发现他头上结满冰霜,顺手用手机拍下了他的照片,照片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。身在海拔2850米的偏僻高寒山区,小学三年级学生王福满没想到,自己瞬间成了全国网友关注的对象,甚至登上了外媒头条,“冰花男孩”的称号一时间成了他的专有代词。

  王福满和家人受邀请到了北京。他在北京看升旗的时候,他在转山包小学的那些同学却没那么幸运——也许,他们还走在那条无比熟悉的上学路上。在孩子们的家乡,上学路难走,受教育的路也不是一帆风顺。

转山包小学,吃完午餐,学生在食堂门口洗刷饭盒

学校与家之间的路上,到处都是坡道、沟壑

  上学不易,求知艰难

  在转山包村,像王福满这样的“冰花孩子”还有很多。家距学校最远的,要走将近2小时的山路。

  随着儿子王福满的意外“走红”,暂时在家待业的王刚奎忙了起来。他平均每天要接到近20个电话,回答得最多的是“好”“谢谢”,还要应对不断来访的客人。王刚奎甚至不知道打来电话的是谁,还有一些电话没能接通。这些电话号码归属地最远的是北京。

  实际上,王家的人看了王福满那张满头冰霜的照片后,“没什么感觉”,因为他们自己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。

  一直以来,王福满习惯了独自一人去上学。姐姐王福美很少和他一起走,每天不需要闹钟提示,他就能自己起床,形成了早晨7点自然醒的生物钟。用热毛巾抹一把脸,背上头晚收拾好的书包,他就踏上了一个人的上学路。

  转山包的冬季,清晨的气温通常都在零度以下。王福满家出来,是一条平缓延伸的上坡路,两侧布满了近一人高的灌木丛,拳头大小的石头间,结冻的溪流也成了可以行走的路。紧挨溪流边缘的枯草沾了露水,只要一个晚上就能变成小拇指长的冰凌条。从家到学校,王福满徒步需要一个多小时路程,期间要爬3公里山坡、走1公里平路。

  在转山包村,像王福满这样的“冰花孩子”还有很多。转山包小学有147名学生,这些学生来自转山包村的18个社,家距离学校最近的要走10分钟,最远的要走将近2小时的山路。其中,距离学校最远的是转山包村梨柴林7社、8社的十多个学生,为了上学,他们凌晨5点多就得打着手电筒出门。

  上学的路上,到处是几十米深的沟壑和斜坡,每到冬季出现大雾天气,路上能见度只有几米。通往学校的平地两侧,除了大片松树林,全是无法耕种的土地,裸露的黄土上偶尔出现的色彩,是孩子们丢弃的零食包装袋——每袋只要5角钱。

  最多的时候,梨柴林村结伴上学的队伍会有15人。11岁的张兴珍是其中一员,她家有两只白色小狗,每天上学,它们都会跟着她去离家50多米远的吴世翠家喊门,等到屋内回话,灯亮起来,她又跑到王堂艳家敲门。两只小狗有时会一直跟着张兴珍步行,但她觉得它们太小了,走到半路会走不动,不时地捡起树枝朝小狗扔去,赶它们回家。

  整个转山包村的18个社,只有一所小学。原本梨柴林村内有一所由两间土基房建成的临时学校,孩子们能就近先读完小学一、二年级,等升到三年级时再去转山包小学读书。王福满的爷爷读过初中,之前曾在梨柴林的临时学校内担任代课老师,但2007年因邻里纠纷酿成刑案而入狱。之后,国家陆续取消代课老师制度,转山包小学开始为学生提供免费营养午餐。为了统一教学、让孩子们吃上免费午餐,梨柴林的临时学校就不再使用,并在几年后的雨季中坍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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